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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达沃斯:世界经济阴云重重 全球期待中国增长******

  中新网1月18日电(中新财经 宫宏宇)备受瞩目的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年会,目前正在瑞士小镇达沃斯进行。

  “重回线下”的本届论坛以“在分裂的世界中加强合作”为主题,直面当前世界地缘政治、能源、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多重危机。在全球经济前景未明之际,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论坛上受到多方关注。

  在中国防疫措施调整等背景下,多方积极看好中国未来的增长前景,认为中国发展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活力。

资料图:瑞士达沃斯小镇。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

  合作共赢 世界聆听中国主张

  2023年伊始,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7%,并称全球经济正“危险地接近陷入衰退的程度”。

  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指出,今年面临全球性衰退风险,风险源自战争、贸易保护主义、气候变化等,本届年会是在几十年来最复杂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冲突背景下召开的。

  在世界经济前景布满阴云的背景下,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愈发体现。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指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互信消退问题,需要加强政府和企业的合作,还要认识到“不可让任何人掉队”。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年会上发表致辞时表示,“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我们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推动全面加强国际合作。”

  针对中方主张,博尔格·布伦德深表认同。他指出,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出路是全球性解决方案。“中国坚定推动自由贸易,为团结各方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虹也表示:“全球面临多重危机,人们期待今年的论坛年会为避免世界陷入分裂提供建议。达沃斯一如既往期待中国声音,期待中国为构建一个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韧性的世界贡献方案。”

资料图:中国上海掠影。范宇斌 摄

  持续复苏 中国经济增长为全球注入动力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录得3.0%的增长。

  步入2023年,面对全球经济衰退阴霾,中国经济复苏则被寄予了更多期待。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科尔曼表示,积极支持中国调整疫情防控措施,从中长期来看,这将确保全球供应链更为高效和稳定运作。

  “中国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将极大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并提振全球中长期发展信心。”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萨迪娅·扎希迪认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方面采取的措施,以及中国的技术和创新都将产生全球影响,中国对促进全球合作的作用至关重要。

  国际咨询公司艾睿铂美洲和亚洲事务合伙人丽莎·唐纳修指出,中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的政策举措振奋人心。相信中国经济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刘鹤在致辞中提到,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3年经济工作作出部署,强调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坚持依法治国,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经过努力,今年中国经济将实现整体性好转,增速达到正常水平是大概率事件。

  近日,英国经济学家、曾任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的中国问题专家罗思义接受中新社采访时提到,国际上大多数分析机构在谈及2023年的欧美经济时,大都关心经济放缓程度以及衰退风险,“而对于中国经济的预测则聚焦其增长幅度。西方一些机构对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多在5%、5.5%或者6.2%左右。”

  罗思义称,过去三年,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发展经济,与欧美对比,中国都有绝佳表现。中国经济显然会在2023年加速增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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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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