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反腐专题片何以引发关注******

　　多地纪委全会召开前后推出警示教育片 大力营造严的氛围

　　反腐专题片何以引发关注

　　本报记者 韩亚栋 管筱璞

　　1月28日，春节假期结束后首日，湖南省十二届纪委三次全会现场播放了专题片《忠诚与背叛——2022湖南反腐警示录》；当晚，《一严到底——贵州正风肃纪反腐》在贵州卫视开播。此前，江西、广西、海南等地也纷纷推出《“赶考”路上》《清廉建设 勇毅前行》《利剑护航自贸港》等专题片。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正风肃纪反腐实践成果转化为警示、教育、宣传资源，有助于推进廉洁文化建设，增强对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的价值情感认同。专题片在社会引发广泛关注，反映了干部群众对全面从严治党成效的认可，更饱含着公众对持续深入正风肃纪反腐的新期待。

　　释放反腐败斗争一刻不停、永远吹冲锋号的强烈信号

　　酒以百箱计，烟以千条计，家成了烟酒店铺，自己俨然就是烟酒老板——《忠诚与背叛》中，湖南省农村信用联社党委原书记赵应云出镜忏悔：“这三年时间在农信社，是被烟熏倒的，是被酒醉翻的。”

　　在湖南省农村信用联社工作期间，赵应云在干部职务晋升、贷款发放等事项中，大肆收受礼金、烟酒、购物卡等，小到几千元，大到几十万元，涉及人数之众、金额之多，令人触目惊心。赵应云称，烟酒于他，有如“家庭的印钞机”，“单位给我发的是年薪，我通过处理和变卖烟酒，特别是通过我的司机来变卖，司机给我发的是月薪”。其妻明知这些烟酒来路不正，却乐在其中，“觉得(信用社)是企业性质的，可能没那么严”。今年1月，赵应云被“双开”，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自2018年起，在每年的湖南省纪委全会现场，都会播出警示教育专题片《忠诚与背叛》，与会人员人手一本《警示录》。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反腐专题片既是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忠实记录，也是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反腐专题片多点开花、渐成惯例，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刻不停、永远吹冲锋号的强烈信号。

　　《清廉建设 勇毅前行》中，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委原书记李新元反思称，自己的毛病是“贪权、贪财、贪色、贪玩”。

　　“李新元表面上说对党忠诚，实际上却早已丧失理想信念，是典型的‘伪忠诚’。”专题片披露，李新元在各种会议上要求党员干部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自己却首先变质。未如愿晋升副省级干部，他竟听信风水转运之说，把行政大楼前的4000多平米荷花池填平。

　　李新元善于伪装、到处作秀，包装其廉洁自律形象。其胞弟交代，“表面叫我们不要打着他的旗号，私下里让我们去钦州和贵港拿到项目，非法得到了一定的利益。”接受老板宴请时，他多次带头并号召在场公职人员各自掏出100元作为“伙食费”。

　　经查，2003年至2021年，李新元直接或通过其特定关系人索取和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亿余元。其中党的十八大后收受的占97%，党的十九大后收受的占82%。最终，李新元被“双开”。2022年9月，李新元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从主政一方的‘一把手’蜕变成当地政治生态的‘污染源’，专题片披露的案例警示我们：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遏制增量、清除存量的任务依然艰巨。”庄德水说：“必须坚决摒弃权宜之计、一时之举的思想，坚决克服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坚决防止转变风向、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剖析腐败案件的政治危害，督促引导党员干部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忠诚与背叛》呈现的湖南省湘潭市委原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曹炯芳案，引发关注。不少人注意到，专题片讲述该案的切入点是腐败问题，落脚点是贯彻党中央大政方针不坚决、不彻底、不到位问题。

　　城市建设本应根据地方实际量力而行。2016年5月，曹炯芳就任湘潭市委书记后，在全市大拆大建，不顾财力、不切实际盲目提出，将每一条城市道路打造成景观路、精品路、样板路，累计铺排项目345个，总投资617亿元。钱从何来？曹炯芳给的政策是——创新融资渠道，大开举债闸门。市、县两级平台公司争相当起违规融资举债的急先锋。

　　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党中央要求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曹炯芳却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继续违规举债，当地债务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在任5年多里，湘潭成为湖南唯一被财政部列入一类预警地区的市州。

　　曹炯芳在片中“现身说法”：“正是因为对中央的大政方针贯彻不坚决、不彻底、不到位，有些方面搞了变通，所以为湘潭整个经济发展，特别是对未来留下了很沉重的负担，我是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

　　为有效化解金融风险，按照党中央和省委部署，湖南省纪委监委将违规举债和虚假化债专项监督作为开展政治监督的重要任务。省纪委监委坚持从政治上查起，把债务问题作为审查调查重点，深挖彻查背后权钱交易、利益输送问题，共留置曹炯芳等69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

　　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涉及党和国家方方面面，每一项都与全国人民当下和未来的生活紧密相关，每一项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明确具体的工作要求。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跟进到哪里，这是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使命。

　　海南自贸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和对外开放重大举措。人才是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生力军。2018年5月，海南启动“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出台人才落户、住房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服务保障政策。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办证中心履行出入境管理及户口迁移管理职责，时任中心副主任梁宁、辜春漫等人本应为来琼人才提供便利高效落户服务，却为非法中介团伙办理“假人才”虚假职业证书认证和户口落户大开绿灯。不到两年，累计违规办理3465名“假人才”落户，帮中介非法获利逾1.6亿元，从中受贿3000余万元。

　　海口市纪委监委对涉案公职人员立案审查调查19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4人，移送司法机关18人，追回赃款1.6亿余元。梁宁、辜春漫等人被“双开”。市纪委监委发出以案促改工作建议，督促海口市公安局党委开展违规落户人员户籍清退等整改工作。该局在整改中完善规章制度，不断推出各项为民便民利民举措，户政业务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我们对案件的反思整改，并没有停留在通报个人贪腐问题上，而是通过深刻剖析案件的政治危害，引导大家反思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上存在的差距，不断纠正政治偏差，不断校正发展航向。”海口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杨会春说：“政治监督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保障，也是督促全党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有力举措，要在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上下更大功夫。”

　　既在“惩”字上下功夫，又着力做好“治”的文章，不断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

　　《清廉建设 勇毅前行》中这句话让人印象深刻：深入推进重点领域专项整治，要着力在“惩”字上下功夫，又要做好“治”的文章。

　　自2015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先后有四任“一把手”被查处。作为继任者，该局原党委书记、局长李健却并未汲取教训。他让妻子改行当律师，通过收取服务费等方式来收受好处费。2014年至2021年，李健利用职务便利，为20多人在工程项目承揽、物资采购、人事任免、刑罚执行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037万余元。2021年8月，李健被“双开”。2021年12月，李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150万元。

　　针对此案暴露的监狱系统“一把手”腐败、官商勾结等突出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加大整治力度，查处钟山监狱二监区原教导员向军等一批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分析研判腐败问题成因，提出纪检监察建议，推动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制定了24项制度。

　　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组织开展全区监狱系统“系统促治”工作，紧盯监狱系统“减假暂”、工程项目建设、国有资产管理、人财物审批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研究制定《广西监狱人民警察错案责任追究实施办法(暂行)》，划出错案追责“红线”；建立健全招投标代理机构管理办法、招标管理办法，建立“防火墙”；建立计算机随机抽取代理机构、业主评委工作机制，全面实行招标采购工作信息化管控，做到全程留痕；完善“减假暂”案件信息化办案平台，实现案件档案数字化，可查询、可追溯。

　　《利剑护航自贸港》中，这样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2020年10月，在海南省纪委监委督促下，临高县政府对长岛蓝湾房地产项目3栋违建高楼依法拆除。

　　位于海南岛西北部的临高县，素有“鱼米之乡”美誉。一段时间以来，该县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缺失，县委县政府多名“一把手”自身不正、任性用权，使得长岛蓝湾房地产项目违规建设，侵占海岸带，破坏红色景区风貌。海南省纪委监委坚持自然生态问题和政治生态问题一起查，全面揭开临高系列腐败案的“盖子”，铲除了长期以来阻碍临高经济社会发展的积弊毒瘤。

　　临高在全县广泛开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对全县违规填海造地、侵占海岸带等破坏自然生态问题进行排查整改，针对一些党员干部违规办企业、插手工程、吃喝风严重等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坚决肃清系列腐败案件造成的影响，持续打造自然生态和政治生态的绿水青山。

　　作为临高经济发展重要“增长极”，临高金牌港开发区一度因不法商人与领导干部相互勾结、霸占公共码头和海域影响开发建设。随着以案促治深入推进，县政府依法收回被长期圈占的金牌港码头使用权，大力发展东港码头装配式建筑产业，推动西港码头旅游和游艇生产基地建设，彻底扭转园区发展停滞不前局面，金牌港开发区重焕生机，一跃成为海南十三个重点园区之一。

　　坚决铲除啃食人民群众利益的“蝇贪”“硕鼠”，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

　　“打虎拍蝇”的背后，是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这在专题片中也有生动呈现。

　　“那大镇那恁村委会爱图村民小组原副组长符冠余，长期把持操纵爱图村民小组，挪用和侵占集体资金几千万元用于偿还债务、个人挥霍及家庭花销。”2018年9月，一封中央巡视组转来的群众来信，引起海南省儋州市纪委监委关注。不久，中央扫黑除恶第18督导组转来的举报件，同样指向符冠余。

　　调查发现，符冠余长期与多名刑满释放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勾结，聚众赌博，放高利贷，拉拢村民小组干部，威胁恐吓村民。他还操纵村民小组选举，李永海被推到前台，成了爱图村民小组组长，成为其侵占集体资金的帮凶。

　　儋州市纪委监委抽调多名办案骨干成立专案组，加强与公安机关协同配合，对符冠余等人违纪违法问题深挖彻查。经查，2012年至2018年，符冠余指使李永海从村民小组账户分17次将1677万余元集体资金转入其个人账户，李永海从中侵占93万余元。俩人还非法转让、出售宅基地79套，非法获利4000余万元。2019年7月，符冠余被开除党籍。2020年12月，符冠余、李永海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十九年；分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0万元、100万元，分别并处罚金420万元。

　　作为海南省琼海市人民医院的骨科权威，骨关节外科原主任冯光和骨病外科原主任胡东山非但没有心系患者，反而向他们伸出“黑手”。利用拍板决定用哪家骨科耗材公司产品的权力，他们毫无顾忌从中收取提成，比例最低的8%，高的达25%。这些回扣最终都是由患者来买单。

　　47岁的王雪是琼海本地人，一直做保洁，其丈夫做保安，家里有80多岁的父母和两个正在上学的子女。4年前因突发不适，家人带着王雪找到冯光治疗，做了两次手术。虽说有医保报销，个人仍要负担好几万元。这笔治疗费，对她和家人是笔沉重的负担。王雪的治疗费用中，骨科耗材共计9.8万元，冯光从中提成7800元。

　　专题片透露，胡东山和冯光在挑选骨科耗材时，从未从患者需要和减轻其负担的角度考虑，而是看哪个骨科耗材能让自己的回扣更高。2013年1月至2020年8月，胡东山170余次收受回扣228万余元，冯光150余次收受回扣总计382万余元。2021年2月，胡东山、冯光受到政务开除处分，后被判处有期徒刑。

　　案发后，琼海市人民医院出台规章制度和措施，推动把患者的医疗费用降下来。同类病患较先前的治疗费用普遍下调20%-30%。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强调，“坚决整治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多地纪检监察干部在专题片中表示，要坚决铲除一切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蝇贪”“硕鼠”，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根基。(中国纪检监察报)